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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区域经济增长中制度创新的意义与措施

发布时间:2012-02-02 16:26 论文编辑:上海经济论文网 所属栏目:上海经济论文 关键词: 制度创新路径依赖区域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生活中内生变量的核心,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创新,都要依赖制度创新予以保证和推动。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述说。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reliance will result in fairly big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chievements. The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 industrial system and localgovern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keeps reinforcing itself inthe course of approach reliance. Therefore, emphasismust be puton the theoretical studyof regional potential-ity to accelera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system innovation, approach relianc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摘要] 上海论文网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不同致使制度创新的绩效呈现较大的地区差距。农业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和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制约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在一定的路径依赖过程中不断强化,应注重区位势能开发理论的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 制度创新,路径依赖,区域经济增长

缩小地区差距,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p199]制度创新是经济生活中内生变量的核心,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创新,都要依赖制度创新予以保证和推动。制度创新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后发地区赶超先发地区的前提条件和源动力,后发地区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创新,利用后发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一)

“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1—p1923]。“创新”的概念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和阐发的。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等。诺斯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考察制度变迁现象,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概念。按照西方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的形式按发起主体在变革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为两种: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2]。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替代或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一般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获利机会所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是由政府命令、法律引入而实现,其变迁主体是国家,是“由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服务。国家在制度供给上除规模经济这一优势外,在制度实施及组织成本核算方面也有优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是农地产权的使用制度创新,在经营方式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大发展。中西部地区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经济增长,除了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三项制度创新:农业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和地区政府制度创新。第一、农业制度创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比较落后,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或结构指标,均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例如: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和西南二省(滇、黔)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加起来,为4615•74亿元,不及广东一省(5381•72亿元);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来看,中西部18省区无一进入大陆前九名。西北五省人均GDP之和为16802•6元,不及上海(人均GDP17403•3元);西南三省(滇、黔、蜀)人均GDP之和为7940•9元,不及北京(11150•2元)、天津(9767元)、浙江(8161•1元),与广东省(7835•9元)基本持平。此外,中西部18省区,除吉林、黑龙江和山西外,其他15省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均超过从业人数的50%[3]。若按库兹涅茨的工业化标准来衡量,均属较落后的农业经济省区。在这些落后的农业区域,受基础产业发展的制约,电力、通讯、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同时,经济存量小且结构不合理,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均受到严重制约,加上农村人口比重大,受教育程度低,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使落后区域的经济不具备实现超常规增长的条件。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农业制度的创新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农产品流通体制(主要指粮食流通体制)的创新构成农业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产权制度已呈现出公有、私有、混合所有多头并进的态势,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土地制度亦出现了家庭农场、集体农场等规模经营方式,农产品的流通体制由国家垄断经营转变为个人、合作社多家经营的格局。但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制度创新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农业制度供给滞后,农民对于潜在的获利机会因制度供给缺失而难以把握。存在获利机会是西方制度创新理论最基本的出发点。我国农业制度供给不足致使巨大获利潜力难以实现,如:农产品流通环节不畅;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产品供求关系由供求总量矛盾为主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为主,结构上的不合理导致过早呈现买方市场,但相关的农业战略调整措施却很匮乏。不仅如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在很多地方仍呈加重趋势。据国土资源部治理整顿督察办公室提供的数字,2003年上半年全国共检查出各类土地违法行为10•1万起,其中2003年发生了5•3万起,这些违法行为共涉及土地面积39133•33公顷,其中耕地19400公顷。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通过动态巡查及时制止了2•7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2亿元。有关部门已对6•2万宗案件进行查处,目前已结案4•5万宗[4]。农业制度创新难见成效,可以说,农村土地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主要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可见,农地制度是我国农业制度创新最难突破的环节。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总目标的确立和城乡土地市场的不断发育,市场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分配关系日益复杂化,其内部结构缺陷变得十分明显。不但在协调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以及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得愈来愈软弱无力,而且制约着土地市场的培育和农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广大中西部落后的农业省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发挥后发优势,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制度创新,赋予地区经济发展以内在动力。第二,产业制度创新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根据中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产业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企业制度创新和产业组织创新两个方面。(1)企业制度创新。企业制度创新是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农业企业,逐步实现农业从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向企业经营方式转变的过程。走农业企业化之路,是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奔小康的致富之路。农业企业是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式的经营方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的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包括种植、养殖、加工、流通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中介、农业信息和农业科技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户,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的好形式,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革和优化农业经营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村委会+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企业+中介组织+农户”等多种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将市场、公司、基地和农户的生产经营有机联系起来,带动农村的加工、运输、营销、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使农村产业由单一向多门类的格局转变,延长农业产业链,从而带动落后的农业省区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2)产业组织创新。中西部是一个多农业经济的地区,不发达的产业组织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中西部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与沿海相像的国有企业,其中大中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华北重工业基地、山西煤炭资源基地,长江中上游的武汉和重庆等工业中心以及西安、成都等各大中心城市。另一类是原先的“三线”军工企业,行业以机械、电子、冶金工业为主,与军需品相关。“三线”军工企业通过国家计划调配,集中了大量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十分强大,实为“深山藏虎”。但技术设备老化,且布局上因“山、散、洞”而先天不足,一半以上企业分布在落后地区和交通不便的山区。根据中西部的具体实际,并结合东部沿海改革的成功经验,中西部开发的产业组织创新应以市场化为导向,“抓大放小”,重点培育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提升企业的集团竞争能力,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跨跃式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第三,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个人、个人之间自愿组成合作团体和政府机构三种形式。戴维斯和诺斯指出,担负制度创新活动职责的“第一行动集团”可分为三种不同层次,因而在现实世界上有三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即由个人、团体、政府分别来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在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创新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一般而言,政府的制度创新具有较大优越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实质上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供给型制度创新为主要模式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西方制度创新理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①“由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创新,它又包括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制度创新行为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行为两种。在前一种制度创新行为中,中央政府担负制度创新活动职责的“第一行动集团”,是制度创新的发起人并制定“游戏规则”的纲领性条文,方案的具体实施主体为各地方政府。在我国的制度创新活动中,这种形式占了很大的比重,因其改革的风险小而较易为地方政府所接受。后一种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行为受地方财力的制约。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的这种自主创新有了实施的可能。在地方政府自主的制度创新行为中,地方政府是制度创新的发起人和新方案的制定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在其自己固有的职权范围内主动进行的制度创新行为,地方政府充当了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②“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在这种创新活动过程中,“第一行动集团”由各微观主体(企业或个人)承担,在利益的驱动下自发形成。制度创新理论认为,无论是正式制度(规划)还是非正式制度(习俗、行为)都存在着市场交易成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规范下,若现存制度的市场交易成本偏高、必然会诱致对新制度创新的需求。由于微观主体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许多利益共同点,故此各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活动就有可能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扶持。地方政府以“第二行动集团”的角色促进制度创新,旨在实现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的福利提高。